翻譯學主體理論框架的性質與特點

2013年01月24號，據(jù)譯雅馨翻譯公司觀察了解到，作為翻譯學的主體理論必須兼顧兩個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是它的動態(tài)性、開放性與兼容性，另一方面是理性與規(guī)范性。

因為翻譯活動是一種跨越不同文化的對話性活動,是跨語際的信 息交流，是由多種異質因素構成的復雜的社會現(xiàn)象，所以它必須具有 兼容性與開放性的特點，但是因為這是一種交流與對話性活動，它又 必須遵循交往理性，受社會規(guī)范的制約,否則任何交流都不可能正常 迸行。這在目前國際交流中是有重大意義的，因為，雖然我們一方面 強調(diào)全球一體化，而另一方面，我們也會看到影響不同文化之間交往 的不平等和不平衡因素。例如,殖民主義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 逐漸結束了，原來的殖民地國家獲得了政治與經(jīng)濟方面的獨立，但在 意識形態(tài)、價值觀等文化領域仍未擺脫殖民統(tǒng)治，受著強勢文化的影 響和壓制，沒有完全掌握話語權,仍然處于邊緣地位，沒有取得與強勢 文化平等對話的權力。因此,翻譯學的主體理論框架應該遵循以理性 為基礎的原則，它應是一種對普遍性規(guī)律的追求。如果說前面的動態(tài) 性、幵放性、兼容性是對結構主義語言學范式的反撥，而這后一方面則 可以視為對解構主義翻譯學研究范式的反撥。因為翻譯活動從來就 不是一種私人間的事務，也不是個人性質的活動，而是一種社會性的 活動。它必須遵守交往理性的原則，這是一種以互相理解為導向的行 為模式，正如哈貝馬斯指出的：“相互理解的范式的根本是參與相互作 用者的述行態(tài)度，他們通過對世界上的事物達到一種理解而協(xié)調(diào)行動計劃。”①這說明這種活動不是如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理論范式所描繪 的，只是一個行為主體以語言作為工具去解讀文本中已預設的并有確 定的意義的活動,而是一種雙向的構建性對話活動。交往主體和客體 在交往中不斷置換位置,因為交往客體同樣是人,他們互為主體也互 為客體。在運作過程中,互相影響對方，因此這種活動不會是靜止的， 也不應是一方左右另一方,或壓抑另一方的，是平等的對話關系。而解構主義的翻譯研究范式又把這種主體間對話置放在語言的虛構世 界之中，與外部世界切斷聯(lián)系，讓翻譯活動成為一種語言的互相解釋 以及意義任意生成的游戲，從而導致翻譯研究的混亂以及無政府狀態(tài)。

實際上,在交往活動中，作為主體的雙方是互為主客，相互理解， 相互影響的，因此，也必然是相互制約并相互改造的，只有這樣他們之 間的關系才能得到調(diào)整、控制和優(yōu)化。如果將交往的時間、交往空間、 交往模式、交往手段以及交往特征等其他因素考慮進去又會產(chǎn)生許多 新的制約性和規(guī)范性內(nèi)容,因為在新的情況下參與交往的諸因素就必 然會為達到交際目的而進行新的調(diào)整，以達到協(xié)調(diào)。相比之下，解構 主義所犯的一個明顯的錯誤是在強調(diào)對話的過程中，過分地強調(diào)了個 體主體的差異性，并使之合理化，從而壓抑了主體間的協(xié)調(diào)與相互制 約的一面，更沒有去考慮其他交往因素的介入會給交往帶來的限制 性。除此以外，解構主義所犯的錯誤就是把對話與外部實存世界的隔 離，完全置對話于語言之中。實際上，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以及 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彼此協(xié)調(diào)都是以主一客體的認識關系作為背景的， 即，認識論主體哲學中主一客觀二元關系仍然是對話活動的宏大背景 與基本參照。離開它我們就會缺乏知識的客觀性，從而缺乏客觀依 據(jù)，使得主體間對話所生成的意義失去判據(jù)。

我們這里強調(diào)交往理性的目的首先是強調(diào)主體間的相互制約性， 它體現(xiàn)了一種為社會所普遍接受，并按契約和制度般地遵循的規(guī)范， 從而遏制主體個性過分張揚以保證交往的順利進行。其次指出人們 在進行交往中實際上既包括主一主關系，同時也包括主一客關系，詮 釋哲學在強調(diào)主體間性的對話時,忽視了這種主一主對話在許多方面 都與人類認識世界的主一客關系有著密切聯(lián)系，并以它為宏大的背景，這可以從客觀性上為主一主對話提供保障。

我們說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當然不能建立在非理性上，它只能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即建立在普遍的規(guī)律性的追求上,在其本體理論 上尤應如此，還因為任何一門系統(tǒng)的知識都是理性的體現(xiàn)，翻譯學當 然不會例外。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看這一問題。

首先，翻譯活動從來就不是一種私人間的事務,也不是個人性質的活動。解構主義的翻譯學觀只強調(diào)了翻譯活動中的譯者與作者之 間的主一主對話性，意義就是在他們之間的對話中生成的。如果沒有 任何的制約與約束，其意義的可靠性就成了問題，因為它可以是任意 生成物。實際上這種對話所生成的意義至少是受著來自兩個方面的 制約的。其一是來自客觀世界的制約。任何一部文學作品（更遑論科學著作）,雖然只是一個符號所預構的世界，但又無不以外部客觀存在 的世界為依據(jù)和依托,沒有這一基礎，任何作品都是不可思議的，即, 它必須是與外部實存世界相聯(lián)結的，是以作品以外的自然世界和社會 世界為摹本的。如果在翻譯活動中,在譯者和作者對話中生成一些莫 名其妙的東西，或有違知識的客觀性的意義，人們就有權認為是無稽 之談而拒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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