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互文性與翻譯

距譯雅馨深圳翻譯公司了解到。翻譯是再創(chuàng)造其他文本的特殊過程。紐馬克（Newmark）(2001)指出：“這個原則被廣泛地稱為相似、對等回應(yīng)，或效果原則，或者是功能或動態(tài)（奈達(dá)）對等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說，翻譯的過程同樣也是一種原文和譯文之間的互動關(guān)系——一種互文的過程，是改寫文本的過程。然而，翻譯是一種和其他任何改寫都不同的特殊的改寫。由于文字也包含了文化的積淀，因此翻譯并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語言轉(zhuǎn)換；它也是一種跨文化交際活動和藝術(shù)的再創(chuàng)造。

把互文性原則概括為強(qiáng)調(diào)文本的不確定性和人們可以不斷改寫，完成和闡釋文本。由于翻譯過程或多或少地類似于文學(xué)作品的創(chuàng)作，互文性理論也給翻譯研究帶來了非常重要的啟示，并為創(chuàng)造出和原文相同質(zhì)量甚至更高質(zhì)量的譯文的可能性提供了依據(jù)。簡而言之，“互文性為基本符號概念在實際追求中如翻譯和口譯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測試根據(jù)”本文試圖從三個方面出發(fā)來探討互文性的作用和貢獻(xiàn)：譯者的角色，文本的意義和跨文化互文。

1.譯者的角色

譯者有著特殊的身份，因為他（她）扮演了三種角色：讀者，闡釋者和作者。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diǎn)是他（她）是待譯作品的讀者。其次，他（她）又是一個闡釋者，因為翻譯出來的文字是基于他（她）的理解之上的。最后，他（她）又扮演了作者的角色，因為譯文只有通過他（她）才能得到完成。在這整個翻譯過程中，譯者需要完成三個步驟，即改寫、完成和闡釋。

《翻譯和批評》中收集了許多實例，并對經(jīng)典作品的不同譯本進(jìn)行了評論，以下選取一例來說明譯者的作用?！讹h》是文學(xué)名著之一，我們選取了同一文本的兩個版本的譯文來進(jìn)行比較，下劃線部分是互文標(biāo)記。

例：Seated with Stuart and Brent Tarleton in the cool shade of the porch of Tara, her father’s plantation, that bright April afternoon of 1861, she made a pretty picture.

一八六一年四月一個晴朗的下午，思嘉小姐在陶樂墾植場的住宅，陪著湯家那一對雙胞胎兄弟—一個叫湯司徒，一個叫湯伯倫，坐在一個陰涼的走廊里。這時春意正濃，景物如繡，她也顯得特別的別致。------傅譯

1961年4月，有一天下午陽光明媚，她在父親的塔拉莊園宅前門廊的陰處，同塔爾頓家兩兄弟斯圖拉和布倫特坐在一起，那模樣真宛如畫中人。------陳譯

通過比較可以看到，基本的互文標(biāo)記在兩個譯文中都得到了體現(xiàn)。然而，兩位譯者在翻譯原文時體現(xiàn)出很大的差別，最明顯的是對于姓名和地名的譯法問題。傅譯采用了“歸化”法，即姓名和地名的譯法都采用中國化表達(dá)法，如姓湯，乍一看以為是中國人；而陳譯采用的卻是“異化”法，即保留外國名字的本來發(fā)音，譯為“斯圖拉”和“布倫特”。這說明兩位譯者在文化轉(zhuǎn)移上存在著意見的分歧—贊同“歸化”還是“異化”。這和改寫、完成、闡釋過程中譯者的主觀性問題有關(guān)。同時，我們發(fā)現(xiàn)傅譯中增添了一些原文所沒有的描寫如“春意正濃，景物如繡”，并把最后一句話“she made a pretty picture”誤譯成“她也顯得特別的別致”。傅譯的失敗之處莫過于過度夸大了翻譯的歸化法，翻譯得過分自由。

2.文本意義

在翻譯理論的深化發(fā)展過程中，意義是一個飽受關(guān)注的要素，對等傳輸意義被視為是評價好譯文的標(biāo)準(zhǔn)。傳統(tǒng)結(jié)構(gòu)主義認(rèn)為意義是固定的，穩(wěn)定的。比如，根茨勒（Gentzler）指出不同的讀者讀同一文本會獲得統(tǒng)一的意義（轉(zhuǎn)引自祝朝偉，2004，P. 71-74）。然而，互文性理論卻強(qiáng)調(diào)意義的“不確定性”。換句話說，由于任何文本都是另一既存文本的重鑄，這些文本網(wǎng)絡(luò)的互動過程中就會生成意義。

劉宓慶把五個導(dǎo)致誤譯和機(jī)械翻譯的因素（2）歸咎于理解的障礙（劉宓慶，2001，P. 409）。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忽略互文性”。也就是說，要想正確理解一個文本，我們必須求助于另一文本來澄清、證明、修正原文中存在的問題。比如，在翻譯文學(xué)作品時，很多時候我們必須要翻看《圣經(jīng)》，否則我們就會弄不清楚原文的實際意義。下面是《簡愛》中的一個例子（第六章）：

I suspected she might be right and I wrong; but I would not ponder the matter deeply: like Felix, I put it off to a more convenient season.

在上文中，如果我們不理解劃線單詞“Felix”的意義——他是誰，代表什么角色，那么就會導(dǎo)致誤譯。實際上，F(xiàn)elix是《圣經(jīng)》中的一個辦事拖拉的法官，后來用于形容某人做事拖拉。因此，只有掌握這個互文信息，我們才能正確翻譯作品。

3.跨文化互文

跨文化互文指互文性的跨文化指涉。由于翻譯過程是不同文化文本間的轉(zhuǎn)換，在翻譯過程中，文化因素是至關(guān)重要的。譯文的最后產(chǎn)出不僅基于語義的比較，還基于文化的比較
。
尤金•奈達(dá)（Eugene Nida）（1984）指出“然而，語言和文化并不真的那么不同。（它們）有許多的共同性”（P.54），這就為可譯性提供了理論前提。然而，兩種語言間的差別是現(xiàn)實存在的，在意義傳輸?shù)倪^程中，跨文化互文也應(yīng)該考慮在內(nèi)。例如，英語諺語中有這樣一句“Talk of the devil and he is sure to appear”。“Devil”（“魔鬼”）在英語中有特殊的文化隱喻，但中國讀者可能對此文化標(biāo)志不太熟悉。所以，我們在翻譯時不能直譯成“說魔鬼，魔鬼到”，而可以換成大家都熟知的“說曹操，曹操到”。盡管改動了原文的本義，但事實上，后一句才真正做到了功能對等。

中國讀者可能一看就知道“神州”指的是中國，“堯舜”分別指的是兩位古代中國的帝王，代表圣人的化身。但是作為西方讀者，肯定弄不清楚第二個版本中“Yao and Shun”指的是誰，意味著什么。表面上看，譯文一改變了詩中的原來表達(dá)，但就詩的整體意境與主旨來說，譯文一明顯要優(yōu)于譯文二。“Six hundred million we”表現(xiàn)了人民聲勢浩大的場面，“Sage-kings”成功地抓住了原文的精髓，突出了豪邁的氣概。這兩個表達(dá)是“神州”和“堯舜”的特殊互文標(biāo)記。

然而，以上的意譯并不是說我們不管是否可行都要把英語的表達(dá)翻譯成地道的中文。有時也需采取直譯，以便讓讀者品位原文的原汁原味。例如，以下的一些直譯表達(dá)已經(jīng)為中文所接受：crocodile’ tears (鱷魚的眼淚), angel (天使), Pandora’s box (潘多拉寶盒), the last supper (最后的晚餐), Judas kiss (猶大之吻)等等。關(guān)鍵是我們必須保持直譯和意譯的適度平衡。文化不是靜止的，在交流和互動的過程中會互相影響對方。為了達(dá)到最佳的動態(tài)對等，翻譯者必須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識，并努力克服文化差異的障礙。文化意識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