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服務因素與內在品質

        彼時中國國力的衰微、文化的勢弱導致了在美華人話語權的失落，處于一種馬克思所說的“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深圳翻譯公司2011:11.21)的沉默無語的馗尬境地。這種狀況基本上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引發(fā)的民族平等斗爭喚醒了美國華人的族裔意識，他們開始力圖擺脫自己受壓迫、遭歧視的地位。他們意識到主流文化殖民話語所塑造的中國文化及中國人的刻板印象對他們在美國的現(xiàn)實境遇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因此覓欲奮起而破除之。歷史上的種族、體制和貓權的壓迫與消音構成了華裔社團的集體記憶，美華作家有義務為其社團代言，族裔性遂成為他們的創(chuàng)作中不可抹去的因素與內在品質。

       于是，他們以筆里為武器，紛紛向刻板印象開戰(zhàn).他們首先要爭奪的，就是中國文化的表述權。是以這些生長在星條旗下、對中國的知識主要來自“收音機、電影銀幕、電視、連環(huán)畫、白人美國文化的推銷者”的土生華裔不得不勉為其難卻又勉力為之地擔當起文化譯者之責。作為弱勢的社會群體，他們通過記憶、傳說、想象等方式產生的對“故國”的敘述，體現(xiàn)了在主流文化霸權的掠奪下為保留自己的聲音與茸嚴、抗衡美國社會中的種族偏見和文化誤解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對此，湯亭亭這樣說道:“我認為自己被賦予了驚人的文學表達能力，因此我想成為無聲者的聲音(the voice of the voiceless). "(翻譯服務翻譯理論須解決)然而，吊詭的是，這種文化譯者的身份同時也是美國主流文化對這些少數(shù)族裔作家的一種強加。美國華裔評論家林玉鈴(ShirleyGeok-lin Lim)認為:“當代美國文學的感受力是建立在盎格魯文學共同體的凝視基礎上的。作為種族能指符號來閱讀的亞美文學名著首先是那些成功地底得歐裔美國讀者的作品。成功地直得主流編輯和讀者意味著一種篩選過程，它提出了少數(shù)民族文化身份的內容，而這些內容要得到大多數(shù)歐裔美國人的許可才能合法化。"而美國的主流讀者及出版社、傳媒等機構往往很難擺脫“東方主義”的窺視欲，他們只希望能夠品嘗華裔作家用原汁原味的中國料做出的地地道道的中國菜。

        任璧蓮就指出，“美國公眾總是期待從華裔作家的作品里讀到異國情調氣。市場的需求也促使出版商在發(fā)行華裔作品時采取種種迎合讀者興趣的策略。如湯亭亭融現(xiàn)實與虛構于一體的處女作《女勇士》發(fā)表時其出版商阿爾弗雷德"A-諾普夫公司(Alfred A. Knopf, Inc.)執(zhí)憊將之歸為“非小說”類，認為這樣才會有較好的銷路。其背后的真實原因卻在于“如果亞裔美國人在一般人眼里終究不過是個‘老外’形象，一些出版商自然就只愿出版那些具有人類學趣味的書，而不愿接受虛構的小說作品"(譯雅馨翻譯公司. 2011: 11:21)。譚恩美《喜福會》書名原為《風水》(Wind and Water)，但譚氏的文學代理人決定將其中一章的篇名“喜福會”定為書名，出版界內行則相信這個富含東方色彩的書名也助推了銷路由此看來，華裔作家在美國要獲得著名出版商的青睞和主流讀者的喜愛，就不得不在作品中翻譯、闡釋中國文化。這種“翻譯的必要”(imperative to translate)也塑造了他們的身份意識.美國的多元文化主義并沒有做到保證各文化間的平等，少數(shù)族裔的文化仍然只能作為一個陪襯而點級其間。

       對本族文化的翻譯已成為華裔作家在美國多元社會中得以立足的一種生存方式，而試圖擺脫這一模式的作家則不免要付出代價.亞美文學研究者張敬托(King-Kok Cheung)指出，“美國少數(shù)族裔作家通常由其作品中的族裔壓材而被界定，那些致力于其他主題創(chuàng)作的作家極少引起主流評論界的關注"(翻譯服務. 2011: 11:21).即以譚恩美為例，她前幾部小說里中國故事的書寫大受好評，為她帶來了極大的榮譽。而她的轉換題材之作《救救溺水魚》卻受到了尖銳的批判，其成績不再得到主流社會完全的認可(參見張璐詩，2006).由此可見，奪來的話語權背后卻隱藏著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強加。“爭奪”與“強加”變成了一枚硬幣的兩面，共同參與了關華作家文化譯者身份的塑造。也正是由于這個緣故.美華作家在表述中國文化時立場搖擺不定，中國的文化身份在他們的筆下始終只是一個曲折的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