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公司：進行翻譯須出精品典作

 在當今這個經(jīng)濟社會快速發(fā)展的時代里，在全球化、信息化、網(wǎng)絡化迅猛蔓延的大潮流下，翻譯在其中充當著溝通中西世界、打通中外文化、聯(lián)接人類思維的橋梁式作用。在此種形勢下，翻譯事業(yè)展現(xiàn)出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生機，翻譯作品也層出不窮、推陳出新、蔚為壯觀。與此同時，也催生出了翻譯“質(zhì)量”和翻譯“精品”的問題，造成了文學翻譯與非文學翻譯相對失衡的現(xiàn)象。而這些翻譯問題或現(xiàn)象不僅直接影響著翻譯事業(yè)的健康發(fā)展及翻譯學科的全面建設，更對年青一代翻譯工作者的翻譯觀和翻譯方向產(chǎn)生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研讀我國現(xiàn)代文學翻譯大家葉君健先生的此篇文章，會使我們擁有很大的啟發(fā)，并激起我們深刻的思索。

翻譯的面很廣,有口譯和筆譯,有理論作品和新聞報道的翻譯，等等。這里只想談談文學作品的翻譯。所謂“精品”,即指這方面的作品而言。我們現(xiàn)在文學方面的翻譯不少。國外有什么暢銷書，我們不惜付出相當可觀的外匯代價買來翻譯權——盡管國內(nèi)的翻譯稿酬也低得可觀。所謂“作品暢銷”,大概都以消遣性強的書為多,一般屬于愛情和驚險之類的讀物。真正的文學作品,也就是藝術性強和內(nèi)容嚴肅的作品,很難“暢銷”。諾貝爾獎評審小組所挑選的作品,雖然不一定都是名篇,但獲獎前“暢銷”的很少,甚至不為人所知,獲獎后才銷路增長。“暢銷”書在西方的市場很大。生產(chǎn)的規(guī)模也大。一部分偵探或所謂愛情小說,一般是由作者口授,由速記員速記,大概一周內(nèi)就可以完成——現(xiàn)在用電腦當然更快。英國的偵探小說大師阿加薩•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寫了五十多部偵探小說,如果她仍在世,利用電腦寫作, 產(chǎn)量可能要增加好幾倍。

但這些作品,能超越時空,成為一個國家甚至世界的文化財富,推動文化前進的,則極為稀少,“精品”就更談不上了。“精品”是指一部作品被翻譯成為另一種文字以后,能在該文字中成為文化財富,成為該文字所屬國的文學的組成部分,豐富該國的文學寶藏。從這個意義上講,“翻譯”就不單是一個“移植”問題了,它是再創(chuàng)造,文學的再創(chuàng)造。

中國近代的翻譯大師嚴復曾為翻譯定下一個標準,即“信、達、雅”。他自己也身體力行,做出了成績,在中國文化啟蒙運動中起了推動的作用。但他所譯的都是社會科學方面的東西,說它們成為中國文化財富的一部分則未必。他主張“雅”,他的文字風格也確很典雅,但還不是文學作品——當然他所翻譯的作品的內(nèi)容也與文學無關。只有文學性強的作品才能成為一個國家的文化財富,具有永恒的價值,因為這類作品起作用于人的感情、人的心靈,掀動人的喜怒哀樂,最終給人提供藝術的享受。嚴復所提出的“雅”倒是接近于這個境界,但是他沒有發(fā)揮,主要恐怕是為他所譯的作品的內(nèi)容局限。但他所做到的“雅”還是賦予他的譯文一定的永恒價值。

“信”和“達”屬于技術的范疇,但“雅”則牽涉到譯者的個性、品格和修養(yǎng)了。沒有“雅”,譯文也就沒有個性。一部文學作品是否在另一種文字中具有特色,要看它的譯文是否具有個性。一部文學作品在被移植到另一種文字中時,最低的要求當然是“信”和“達”,但是能否把原作的精神表達出來則是另一個問題,而且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但原作的精神,也就是作者創(chuàng)作時的精神活動的表現(xiàn)究竟是怎樣,這就得費躊躇了。在這里面譯者個人的思想感情就起了作用。所以一部世界名著可以有不同的譯本,不同時代可以有不同時代的譯本,而這也不顯得多余。誰也無法自稱自己的譯本為定本,原因大概就在此。

但“定本”還是有的,也就是那些被統(tǒng)一到本國文學財富中的翻譯作品。它們不一定毫無瑕疵,但它們本身必是具有高度藝術和欣賞價值的作品,不同于其他的譯本。譯本的所謂“精品”,是譯者學識、思想感情和文學修養(yǎng)與原作相結合的結晶。這種結合本身是一種再創(chuàng)造,是通過譯者對原作的徹底消化而再創(chuàng)造成為本國文字中的“精品”。這種“精品”說是譯者的創(chuàng)作我想也不為過。翻譯一部外國名著,也就意味著本國文字中原沒有這樣的佳作,把它譯過來,意味著給本國文學增添了一份財富。但條件是：它必須在譯者的本國文字中具有高度的藝術和欣賞價值,能給讀者帶來快感。這樣,它就成為譯者本國文學財富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這樣,一部外國名著就“歸化”到了譯者本國文學領域之中,而不是“外國作品”了。它是譯者的心血、思想感情、文字和藝術修養(yǎng)的總和。

古波斯詩人歐瑪爾•海亞姆(Omar Khayyám,1048？—1122？)寫的牧歌式的《魯拜集》(Rubaiyat),英國詩人愛德華•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把它譯成了英文,于1859年出版。他的譯本很快就成為英國文學中的名著。英國詩人羅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和斯溫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給予它很高的評價。但這里也有一個問題,即嚴復所提出的“信”。《魯拜集》是東方文學中的瑰寶,所采用的表現(xiàn)形式與中國詩中的絕句相似,即四句一首,第一、二句押韻,第四句又與第一、二句押韻——它與我國唐、宋詩詞產(chǎn)生于幾乎同一時期,可能通過某種渠道的文化交流相互起過影響。菲茨杰拉德的英譯在這方面保持了“信”,但在理解和解釋方面,則進行了“再創(chuàng)造”。當然這種“再創(chuàng)造”是基于譯者的思想感情和文學修養(yǎng)。原作表現(xiàn)出某種悲觀和“人生無常”的感慨。這是對當時中世紀嚴峻正統(tǒng)的宗教教條束縛人心靈的反感的結果,但不好直率地表達出來,只是在詩句中透露一點氣氛。菲茨杰拉德根據(jù)他的體會表達了這種氣氛。這種氣氛有他自己的主觀成分,因為他的心靈顫動著當時在歐洲知識界中所流行的“世紀末”思潮。在這一點上譯者與作者有了思想共鳴——盡管他們之間的時間距離有好幾個世紀。菲茨杰拉德的譯文很傳神,觸動了英國知識界讀者的心,而成為英國文學中的一種創(chuàng)作。在英國圖書館的書目中,“外國文學”欄中就沒有這部詩集的名字,而只能在“英國文學”的欄目中找到它,它成了英國文學。

把一部外國作品移植到本國文學中來,如果功夫到家,就使其轉化成為本國文學作品。在這一點上“翻譯”與“原著”的界限就很模糊了。這種對待翻譯作品的看法,不單存在于英國,在一些比較發(fā)達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是一種讀書界的“共識”。德國詩人、評論家和翻譯家施勒格爾(A. W. von Schlegel, 1769—1845) 譯的莎士比亞,由于具有這樣的特點,就成為了德國的經(jīng)典著作,也就是德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樣,法國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的巨著,由英國的蒙克里夫(C. K. Scott Moncrieff)精心譯成英文后,現(xiàn)在也成了英國文學的一部分。

我們也要把盡量多的世界名著變成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要完滿完成這項工程,單憑“信、達、雅”恐怕還不夠。我們需要具有個性的翻譯。這里要展開競爭,所以一部外國名著有多種譯本可能是一件好事。量中求質(zhì)。我們翻譯中的“精品”可能就能這樣產(chǎn)生。我們的文學財富也可以不斷地增長,為我們的讀者提供大量的精神食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