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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表明。翻譯研究和文化研究在許多研究領域中都有著共同的話題。當然,就翻譯研究和文化研究所v蓋的范圍及影響力而言,翻譯研究無疑被文化研究所包含。在文化研究所涉及的種族研究、性別研究、大眾文化研究等領域中.前兩者可以說直接討論的就是文化與翻譯的問題。“文化研究‘發(fā)現’了翻譯。畢竟,文化全球化意味著我們都生活在‘被翻譯了’的翻譯界里。,我們所棲息的知識空間里聚集著不同來源的觀念和方式.跨國交流和經常性的遷移使得每一個文化地都成為一個十字路口和集散地。”翻譯除了作為一種跨語言交流的工具,其蘊涵的文化和政治含義不僅加深了我們對于跨文化交流的理解,同時也使我們對我們知識系統(tǒng)中一些根深蒂固的觀念有了重新的認識。例如,女性主義的翻譯理論就為我們認識翻譯研究與文化研究的關系,認識翻譯的文化建構功能以及女性譯者的主體性作用提供了新的視角。本節(jié)將著重討論女性譯者的主體性意識所表現的文化意義。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歷史背景是源起于歐洲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期的女性主義思潮。當時的人文主義學者針對封建等級制度和宗教神權的統(tǒng)治所提出的“人人平等”的口號,就己經包含了’‘男女平等”的思想萌芽。20世紀上半葉,英國女作家伍爾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 )寫出了題為“一間自己的房子”(" A Room of One's Own",1939)的論文,吹響了現代女性主義運動的號角。伍爾夫在文中抨擊了西方社會所存在的性別歧視,提出了婦女走向獨立的社會前提條件。20年后,法國女行學家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發(fā)表了名為(第二性)(The Second Sex, 1949)的著作。在書中,她提出了對女性主義運動具有廣泛影響,尤其對當代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具有決定性作用的觀點:“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 .”伍爾夫和波伏瓦的思想,對西方女性主義運動的發(fā)展起了重要的引導作用。
女性主義一詞的英文feminism,在我國先后被翻譯成“女權主義”和“女性主義”。兩個譯名雖然只是一字之差,卻很貼切地表現了女性主義運動的發(fā)展過程。20世紀上半葉的女性主義運動,主要是以爭取同男性平等的權利為目的的;而20世紀中葉以后,女性主義轉向了對女性獨立的、自足的差異性的表現。我們簡單地將這兩個階段稱作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這種由“求同”到“求異”的轉變順應了時代的發(fā)展,擴展了女性主義運動的視野,同時,也為女性主義研究同其他學科研究的結合提供了機會。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以女性主義理論的核心概念、反對父權制和文化性別作為理論基石。也就是上一段所提到的在女性主義運動的旱期,主要日的是反抗存在于社會各個角落的、各種形式的父權一專制;而到了后期,女性運動的目的已轉向了研究女性社會或文化性別的形成機制,張揚女性差異的文化意義。女性主義翻譯的獲本主題同女性主義的核心概念是一樣的:顛覆有關翻譯的、在翻譯界內部所存在的男性優(yōu)于女性的二元理論,在翻譯理論和實踐中彰顯女性主義意識。女性主義理論是一種批評理論,女性主義批評的中心地主要在法國和美國。孫紹先認為:‘.關國女性主義批評從20世紀60年代興起,大致經歷了下個階段:‘婦女形象批評’(women's image criticism) ,‘婦女中心批評’(women-centered criticism)和‘身份批評’(identity criticism) .在女性主義翻譯理論中,這二個階段可以分別以‘’女性譯者社會歷史作用的發(fā)現”‘’女性譯者主體意識的覺醒”和“女性譯者主體性的文化政治意義”只個方面的研究相對應。
在西方歷史上,性別的歧視表現為在各種知識和社會活動中,女性很難得到同男性同等的對待。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翻譯是為數極少的女性可以從事的活動之一,女性不能從事寫作,但能從事翻譯。因為傳統(tǒng)的觀念認為,翻譯總是低一等的,女性作為傳統(tǒng)觀念中的第二性別,也只能從事翻譯這種低等的職業(yè)。在英國,女性被限制在只能從事宗教文本的翻譯。早在1603年,翻譯蒙田(M. de Montaigne, 1533-1592)作品的英國翻譯家佛羅里奧(John Florio, 1553-1625)就將翻譯與女性地位之間的聯系講得很清楚:因為翻譯總是有缺陷的,所以翻譯必須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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