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中國作家面對翻譯完全無能為力

中國文學走出去，問題和實質的核心是翻譯問題對中國作家來說，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創(chuàng)造中國文化特色的時候。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要表現(xiàn)中國的傳統(tǒng)翻譯家尊重作者，作者因此也要尊重翻譯家

5月1日至4日，首屆中國當代文學翻譯高峰論壇在沈舉行，中國文壇巨匠賈平凹、閻連科、阿來以及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所長陳眾議、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謝天振、德國美因茨大學翻譯學院教授高立希、香港浸會大學翻譯學研究中心主任倪若誠等27位專家、學者齊聚沈城。論壇針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外國翻譯與接受，中國文學如何走出去以及中外文學的翻譯現(xiàn)狀與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賈平凹在論壇中指出，中國在這幾十年間，文學確實發(fā)生改變，今后還將繼續(xù)，建立什么樣的文學觀，是一個需要長期思考的過程，而大量外國文學的翻譯，改變了中國文學的價值觀。

中國文學被翻譯面臨諸多問題，要翻譯什么，譯者與作家的關系，是否有權重寫，翻譯過程中編輯的影響……

首屆中國當代文學翻譯高峰論壇的發(fā)起人之一溫小鳴在解釋此次論壇舉辦的初衷時說：“現(xiàn)在已有大量中國當代文學作品被譯介到國外，獲得了許多重要的國際獎項，但仍有大量優(yōu)秀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作者及作品需要走出去。所以，這個論壇就是要深入討論跨文化傳播及其翻譯研究的問題。 ”香港浸會大學翻譯學研究中心主任倪若誠說：“我每次去英國，會去關注國外書店里的中國文學作品，2001年到港工作，看到越來越多英文版中國小說，書展中，中國作家越來越引人矚目，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后更是如此。西方對中國文學產生了興趣，這是個好勢頭，但很多問題要討論。首先，要翻譯什么？所翻譯的文學作品要全面反映中國文學面貌。其次，出版社的角色，它們如何看待中國文學、如何宣揚。英國最有名的企鵝出版社，至2005年，才把一本中國現(xiàn)代小說—《圍城》列在名作系列中，這可喜可賀，但不盡如人意，因為譯本是上世紀70年代的舊譯本。有學者批評出版社沒有認真宣揚中國文學，這是9年前的事情，但這種類似的問題還存在。第三，外國讀者對當代中國作家的興趣期待是什么，什么作品才能受歡迎。這也取決于外國讀者對中國的了解。第四，是譯者與作家的關系，是否有權重寫，改變原文。什么翻譯，算重寫再現(xiàn)，嚴重的改寫存在什么倫理問題。第五，翻譯過程中編輯對譯文質量的影響。 ”

不要把自己封閉在我是東方作家、傳統(tǒng)作家的范疇，而應是我們是人類作家。世界人類的文化，是能溝通的，這個工作是要努力做的……

復旦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圖書館館長陳思和說：“莫言得獎后，有人說外國人不懂莫言、不讀莫言，我聽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的頒獎詞，那是主席自己寫的，對作品評價很到位，比國內很多批評家到位。他有一個判斷，莫言是一個拉布雷施維夫傳統(tǒng)的作家，我很感動。拉布雷傳統(tǒng)在歐洲不是主流傳統(tǒng)，但他們看到了中國作家的努力。不要把自己封閉在我是東方作家、傳統(tǒng)作家的范疇，而應是我們是人類作家。世界人類的文化，是能溝通的，這個工作是要努力做的。 ”陳思和認為，作家的文體是最需要溝通的，每個作家是不一樣的。中國當代文學，一直沒好好發(fā)展。好不容易，近30年，有了安定環(huán)境，使中國作家有較長的時間在文壇上發(fā)生影響。陳思和說：“我討論過中年危機，中國文學，總算到今天，到了中年。再來看這批作家，風格不會放棄，不是派，一個作家一個風格，他們表達的不一樣，僅用一個中國字，中國語法理解他們，是不夠的。 ”

陳思和認為有的作家擅長小說中某些元素，嚴歌苓，故事生動，作品被拍成電影。莫言，在敘事，不是講故事，他用不同方式，來講一件事。閻連科，也是特定敘事，他自己的。翻譯中有翻譯閻連科作品和翻譯莫言作品的，《紅高粱》被譯成日語后，其敘事是很難懂的。王安憶的作品也很難翻譯，她把故事消解了，全是細節(jié)。每個細節(jié)，不厭其煩，津津樂道，沒耐心讀不下去。而把王安憶的作品變成故事講出，就會變形。陳思和說：“《紅樓夢》被譯成外文，到底怎樣？不知道。更難翻譯的是賈平凹的作品，賈平凹的作品是很土的，但內涵很現(xiàn)代，故事情節(jié)拆成一句句話了，中國人都沒耐心讀，但你感到他的趣味在一句句話里。”陳思和認為，如果僅僅是讀了中國文學史，認識中國字，翻得好不好，是一個問題。葛浩文能把中國作家的作品改好，這很厲害。陳思和說：“我看尤利西斯，我希望的、挑戰(zhàn)的是了解尤利西斯的風格。希望讀出這個作家本來的風格與追求。如把純文學譯成通俗文學，是否能真正了解中國文學的精華？這可以成為今天我們會議討論的東西，大家把困惑、問題充分交流。我曾經(jīng)想，真正的翻譯，把中國文學譯成外文，要兼通中外文，但這樣的翻譯家很少。我有一個建議，我們的知識分子、學者、譯者，要共同參與。復旦建立了中國文明研究中心，好的翻譯家，向他們提要求建一個工作坊。中文系搞的翻譯中心把一些作家請來，如請閻連科來，找研究他的專家，一起溝通，開一些小型的研討會，這樣就會對中國文學翻譯產生積極的作用。 ”

中國文學走出去，不是變成外文、變成我們認為好的譯文就成功，有許多因素……

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翻譯研究所所長謝天振認為中國文學走出去，問題和實質的核心是翻譯問題。謝天振說：“翻譯，都知道怎么回事，不懂的，也說懂。我之前從事比較文學研究，20世紀80年代后，對翻譯投入了很多精力，感覺到翻譯不是大多數(shù)人想象的那么回事。首先，我們國家，在文學走出去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實踐背后的問題有三個大的動作，一是創(chuàng)辦英法版的中國文學雜志，1951年創(chuàng)刊，1958年定期出。一共出了590期月刊，介紹了2000多個中國作家、藝術家，但不是很成功，2000年?？?，在外面的讀者沒有了。二是熊貓叢書，‘文革’結束后開始，楊憲益主持，195部作品，包括小說、詩歌、民間作品、寓言。但效果也不好，2000年停止了。還有陳思和說的《紅樓夢》的翻譯。楊憲益的譯本和西方人的譯本，在西方有著不同遭遇。楊憲益在我國代表最高水平，最忠實于原文。他對《紅樓夢》的理解，超過美國人，但是我的學生調查過，在英美學術圈，對霍克斯譯本認同程度超過楊憲益譯本。這三個個案提醒我們，中國文學走出去，不是變成外文、變成我們認為好的譯文就成功，有許多因素。 ”

此外，談到莫言得獎對中國文學外譯的啟示，謝天振認為莫言獲獎不是偶然。謝天振說：“我接觸到的漢學家、翻譯家，提到中國當代作家時，提到賈平凹、阿來，但總是第一個提到莫言，勢頭出來了，得獎不是意外。翻譯角度，有幾個問題應引起注意。一是誰來翻譯？是國外漢學家、翻譯家，還是我們本土的翻譯家？葛浩文，對莫言得獎作出了巨大貢獻，使莫言作品在國外贏得讀者。我們接觸外國作家文學，是通過我們的翻譯家。但是，我們太急功近利，忽視了這個問題。這個會的必要性，體現(xiàn)在作家與翻譯家的溝通，這很要緊。我們作家對翻譯家有隔閡，不了解釋譯是怎么回事。有個作家提要求，你要譯，先譯一章給我看，他也不懂外文，找他的朋友看，認為好的，他就讓你譯，我對這做法持懷疑態(tài)度。他的朋友的外文水平我不疑，但對翻譯的理解我懷疑。莫言對譯者寬容大度，交給你，允許你刪改、變動。與作家溝通，刪掉后，是否還是我的作品？其實百分之百忠實于原著是不存在的，譯文是永遠偏離原文的。二是誰來出版？我們的外文出版社出版，還是國外的出版。我覺得這很要緊。三是作品本身的可譯性。它不光是指作品能否譯出，而是像賈平凹的作品，王安憶的作品，翻譯后，原文中的優(yōu)勢、特別引人注目的東西，比較難以保存。我想強調的是可譯性是問題，但不是永久的障礙。國外讀者不習慣讀這樣的作品，易選故事性強的，但隨著時間推移，對中國文學了解加深，賈平凹的作品同樣會引起國外讀者的興趣，就像我們今天會對尤利西斯發(fā)生興趣一樣。 ”

作家唯一能做的是寫出經(jīng)得起翻譯的小說，表達人的內心、對中國現(xiàn)實的認識，這對一個作家最重要……

賈平凹說：“我自己經(jīng)常在思考中國文學翻譯問題，過去和現(xiàn)在的發(fā)展趨勢，好的、比較好的小說的生存和精神狀態(tài)以及中國文學特有的東西，中國文學的長處、特點是什么。長期以來，中國有自己的價值觀、要求。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確實發(fā)生了不小的改變，今后還將繼續(xù)，建立什么樣的文學觀，是一個需要長期研究的論題。我談過一些觀點，中國當代文學，基本完成對外國文學的學習模仿。如今，中國作家應該更關注如何寫出中國人的特色，寫出中國人當下的生活，中國的形式，中國的氣魄和中國的味道，價值觀上，寫出中國人的想法追求。是中國人寫的，不是外國人寫的。對中國作家來說，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創(chuàng)造中國文化特色的時候。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要細致一些，表現(xiàn)中國的傳統(tǒng)，中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很微妙的、很敏感的東西。中國正在社會轉型時期，應有更大熱情關注現(xiàn)實、中國人的生命和精神狀態(tài)，提高文學性和藝術性，強調原創(chuàng)性。”閻連科說：“特別無奈，世界范圍內，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作家那樣面對翻譯無奈，但不是說，不懂外語寫不好小說。但面對翻譯，中國作家完全無能為力。怎么辦？作家唯一能做的是寫出經(jīng)得起翻譯的小說，表達人的內心、對中國現(xiàn)實的認識，這對一個作家最重要。遇到好譯者，是你的命運。小說，也有它的命運。時間長了，會挑選譯者。一是建立信任，二是寫作經(jīng)得起檢驗的小說。”閻連科坦言他接觸過的所有的譯者都很尊重他，閻連科說：“這不是民族素養(yǎng)問題，而是翻譯家更尊重作者，作者因此也要尊重翻譯家。我們幾乎都是讀19世紀20世紀翻譯文學長大的，如果不是這樣，中國文學不會是今天這樣，不會有莫言，不會有阿來。 ”